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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析北宋王韶經略熙河的方針(三)

                樓主:度史新編 時間:2019-01-16 06:35:05

                簡析北宋王韶經略熙河的方針


                三、熙河開邊的意義


                (一)

                熙河路建立后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實踐


                ? ? ?必須承認的是北宋常年和西夏作戰失利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夏人舉國來,我常以一路當之,所以不抗”且“且陜西諸路皆與夏國對境,茍一處有隙,夏國來窺,則來窺處即是緊切要人處。”也就是北宋西北地區未能形成一套策應反應機制,邊疆協同作戰能力低下。這很大原因在于熙河路這個關鍵位置早期位于河湟民族手中,無法建立協同作戰體系,所以在熙河路建立后,協同作戰體系逐步完善,逐步形成對西夏右廂的包圍攻勢,西夏在戰略上已經處于逐漸劣勢的狀態。


                1、戰略意義——與涇原路、秦鳳路相互策應

                (1)、和涇原路策應

                ? ? ?熙寧六年在河州收復之前,宋廷即“詔涇原路經略司簡發鎮戎、德順軍第一等弓箭手五千、并景思立所管第六將下正兵一千,準備策應熙河路”以及任命景思立、苗授“專管轄涇原正兵、弓箭手,策應熙河、涇原路”。可見策應力度之大,且熙河開邊的兵力補助很大程度上來自涇原路。

                ? ? ?熙寧八年“詔涇原路七駐泊就糧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約七萬余人分為五將,別置熙河策應將副”,采用將兵法實現軍事體制上的兩路協同作戰。元豐二年涇原路由五將建為十一將時,仍然“詔于分定將內別定一將,策應熙河路。”保留了熙河策應將。

                ? ? ?此后在元豐伐夏戰爭中,熙河路給定的任務是“移牒涇原等路舉橫烽至熙州,俟得本州馳報,即部勒兵馬,駕船械東下,接濟諸道之師,并力蕩除巢穴”即熙河路總兵東進趨涇原路接應諸道之師進軍興靈。在紹圣、元符時經略會州與涇原路葫蘆河川時期,涇原路進筑葫蘆河川時,熙河策應從天都山方向向西夏進擊,同時“如將來涇原舉動,進筑天都、鍬鑊川、蕭磨移隘等處,又須得與熙河兩路聲勢相接,乃可互為肘臂,久遠無虞。理宜更自熙河安西城東北青石峽口、青南訥心、東冷牟至會州以來,相度遠近,修建城寨。仍自會州邵入打繩川建置堡寨,直截與南牟會相接,即與涇原通徼,互相照應近便,河南之地,夏賊無由更敢爭占”,使得西夏處于一度危險的境地。而且后面河湟政權被消滅的過程也是在熙河路的策應下完成的。

                (2)、與秦鳳路策應

                ? ? ?熙河路向東至渭源可沿渭河谷地直達秦鳳,所以熙河路具有和秦鳳路策應的極優秀的條件。熙寧五年古渭寨建通遠軍前屬秦州管轄規定,“別以正兵五千帖本處蕃兵弓箭手守古渭,更益都巡檢軍馬及三干,據通渭,與甘谷、古渭相望,若約此置兵保護熟戶,更相首尾,足以枝梧。”可以看出秦州甘谷城與后來屬于通遠軍的古渭寨和通渭寨三方協同策應,共同擔負著秦州西部的防守重任。

                ? ? ?熙寧六年王韶經營河州時留景思立率涇原路兵修河州,自己率熙河和秦風路所派策應強壯三千在外圍應接。熙寧八年秦鳳路施行將兵法,“詔分秦鳳路正兵二萬二百余人,參以弓箭手、寨戶、蕃部二萬四千余人為四將。副都總管燕達為第一將,鈐轄康徒副之;賈昌言為第二將,熙河路訓練軍馬王振副之;兼準備策應。熙河仍令達提舉。都監白玉為第三將,熙河路蕃漢都巡檢李師中副之;都監劉昌祚為第四將,階州駐泊都監皇甫旦副之。”秦鳳路與熙河路相策應,主要是秦風路在兵力上對熙河路的開拓進行支持。元豐四年五路伐夏時期,派遣秦鳳路四將前去策應代替熙河路,而秦鳳路官員表示反對,“本路止有五將,一將先差往甘谷城防托。進牮朝旨,李憲熙河兵馬分擘不足,更抽秦鳳四將。臣本州及諸城堡寨亦當極邊,乞留合存將兵。”所以神宗再次下詔,使秦鳳路配合熙河,聯立攻下攻克蘭州,并且東進至天都山地區。熙河與涇原路分別建會州、西安州,實現了兩路邊面相接,變為腹里,北部有可以防御西夏的構建。


                2、戰略實踐——策應伐夏與收復蘭州

                ? ? ?元豐四年西夏國主秉常與母后爭國失敗被囚,北宋邊臣種諤上疏要求朝廷趁亂討伐西夏,宋廷決定由河東、廊延、環慶、涇原、熙河五路并進討伐西夏。熙河路由李憲總領“熙河地形據賊上游,水陸皆可進討”固盡占形勢之利,確定了秦鳳路策應熙河,及與董氈合兵攻討的方略,“攻擊賊界新修邈川地內城寨。如賊兵赴救,即遵守近降指揮,鼓勵將士合力奮擊。若大兵不至,則相度機便,率兵東下,徑趨巢穴,或北取甘、涼,出賊之背,與諸道之師共力攻討。”因地理位置特殊,熙河路有便宜行事之權,既可以總兵東下與諸路直趨興靈,也可以從側面出擊攻取甘涼。然而在伐夏的過程熙河路作用頗大,元豐四年八月宋軍與董氈合兵后,熙河路率先發難陷蘭州西使新城,二十六日到達汝遮谷,九月二日即攻克了蘭州,并“乞建蘭州為帥府”,同時筑堡防御。然而李憲方面軍等其他軍隊的失敗和熙州守將苗授率軍“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二萬,大敗夏人。”的戰績形成了鮮明對比。

                ? ? ?元豐四年五路伐夏會師靈州雖然失敗,但是熙河路軍開拓蘭州,將北宋的勢力擴展到馬銜山外;進軍屈吳山、天都山,兵峰直抵葫蘆河川,將北宋的勢力重新送回會州,也算是五路伐夏的為數不多的戰果。元豐六年(1083)初,夏人數十萬圍攻蘭州,被守將李浩擊退;元豐七年(1084)正月,西夏更是傾國而來,號稱八十萬,意在必取。宋神宗命陜西諸路牽制,蘭州城池牢固,夏人不能克,糧盡而去。


                (二)

                對西夏右廂的牽制


                ? ? ?熙河路與橫山戰略相配合從側翼牽制西夏是熙河路最初設立的戰略原因之一。熙寧時期的熙河開邊一沒入夏之邊境,二未吞并唃廝啰政權,所以西夏方面的注意力尚不集中于此。元豐四年五路伐夏,熙河路聯合董氈取蘭州,越馬銜山直逼天都山一帶。熙河路終于和西夏接壤。而天都山的最終失守讓西夏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南部防御邊境,同時熙河路在蘭會地區的經略讓西夏極為難受。在此情況下,西夏一度想與唃廝啰政權聯合從側面挾制熙河,而唃廝啰政權也有此意。不過在宋哲宗、徽宗時期的河湟戰役中。宋軍最終采取分道進兵的策略并防守河南、西夏邊面,先后攻取了湟州、鄯州、廓州并消滅唃廝啰政權,使得“東北控夏國右廂甘、涼一帶”。同時期宋軍也在橫山地區積的開拓,于崇寧四年收復銀州。這一系列軍事行動西夏陷入宋軍東西兩線的夾擊之中,不得不選擇求和。

                ? ? ?徽宗時期童貫掌陜西六路邊事經略西北,于政和五年春兵分三路,“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劉法出湟州在州北古骨龍城與西夏右廂軍大戰,斬首三千,勝利而歸;劉仲武出會州,在清水河建城而還。但是在童貫合陜西四路之師攻取西夏臧底河城失敗的前提下,整場行動失敗。

                ? ? ?宣和元年童貫又“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于兩路出師攻擊西夏。雖劉法遇伏而死,而劉仲武在蕭關大敗夏軍,占領了永和、割踏二城,率師從鳴沙返回。此戰役后,雙方皆無力再戰,各自求和。

                ? ? ?熙河路的建立使得北宋西北防線構建完全,也給西夏滅亡河湟政權提供了跳板。后期蘭州和會州的占領以及實現與涇原路的邊面相接,使宋軍勢力越過馬銜山,而且西夏失去了南下進攻的根據地天都山,對西夏興靈地區構成極大威脅。而河湟的開拓與蘭會、涇原路共同構筑了一道嚴密的北部防線,又威脅著西夏右廂地區,且實現了與橫山戰區的相接,宋軍兩面出擊獲得了戰爭主動權,西夏再也無力和北宋對抗,唯有求和一路可走。


                (三)

                對北宋與河湟吐蕃關系的影響


                ? ? ?熙河之役前,北宋對河湟吐蕃主要采取羈縻聯合的策略,利用其牽制西夏,雙方基本保持和平友好的關系。唃廝啰政權分裂之后,河河、洮、岷州和武勝軍一帶陷入部落分散的局面,這是北宋為數不多能夠打開和西夏對峙局面的機會。

                ? ? ?唃廝啰政權的衰落一方面無法牽制西夏,另一方面河湟地區諸多少數民族政權也變得散亂,這為北宋政權將勢力范圍滲入到河湟提供重要條件。王韶在《平戎策》曾言“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而不歸心于我耶?”,通過收復河湟民族政權來讓唃廝啰政權歸心而非吞并,一定程度上是發展相對友好關系的。

                ? ? ?然而熙河開邊的過程中,北宋先是和河湟民族政權進行了相對并不友好的對接。熙寧五年(1072),董氈與西夏和親,指派青宜結鬼章經略洮西以應對熙河開邊。自熙寧七年(1074)至熙寧十年(1077),青宜結鬼章和冷雞樸勾結熙河地區的反叛蕃部,派兵騷擾、威脅熙河路的安全。熙寧七年(1074)二月于踏白城殺宋將景思立、王寧,同時鬼章聯合木征大舉進攻洮、岷二州,讓王韶處于短暫的危機之中。后經王韶的迅雷手段才得以解決。然而鬼章仍長期反叛。熙寧九年(1076)正月,鬼章令河州首領結氈攻河州,不料結氈與其甥欺巴溫同謀殺鬼章,鬼章走塔南城;二月,鬼章率眾入寇,在五牟谷焚略順漢族賬,蕃官藺氈納支等率眾邀擊,斬首四百七十余級;三月,鬼章寇五牟谷,被熙河路鈐轄韓存寶等擊敗;十一月,鬼章攻岷州,被蕃官包順擊敗,斬首二百六十余級

                ? ? ?直到岷州種鄂在鐵城大敗鬼章,才解除了鬼章勢力對岷州的威脅。隨后李憲在六逋宗大敗冷雞樸,“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冷雞樸,董氈懼,因作旁行書諭之,遂遣使入貢。”宋廷對董氈等厚加撫納,下詔授董氈為都首領,鬼章為廓州刺史。北宋與青唐政權的關系才重歸于好。其后董氈曾多次派遣使團朝宋,進貢馬匹、寶石、象牙等物表達歸附意愿。元豐四年(1081)宋朝五路大軍進討西夏,董氈出兵助攻,有效地牽制了西夏的部分兵力。元豐五年(1082),為酬董氈助討之功,宋朝進封其為武威王,封其養子阿里骨為肅州團練使,封鬼章為甘州團練使,同時賜予大量的金銀和絹帛。可見此時北宋和青唐政權的戰略伙伴關系極為牢固。反觀元祐黨人執政時期,熙河開邊的作用被否定,加上吐蕃內部權力交接,青唐政權開始轉向聯合西夏。元祐二年(1087),董氈養子阿里骨密謀聯夏攻宋。直至元符二年(1099),王瞻等攻取邈川、青唐和宗哥,因對當地百姓濫殺而被逐出。最終在崇寧、政和年間,王韶之子王厚復取湟、鄯、廓州,至宣和元年(1119),唃廝啰故地皆為宋郡縣。

                ? ? ?由上文可見,熙河開邊對北宋和吐蕃政權的關系影響主要是從原先的不緊密到短暫對立,再到最后的心悅誠服,雙方結成聯盟關系,加強了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聯系。反觀哲宗之后,宋與吐蕃失和,在很大程度上是元祐黨人對西北地區的錯誤經營政策所導致的。同時,王韶開邊后使得熙河地區不再屬于爭議邊界,將其正當歸納于中央政權統治之下,確保了西北疆域的安定,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以后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也使蕃漢百姓免遭長期割據狀態下的戰禍之苦。


                (四)

                余論


                ? ? ?王韶的熙河開邊,總的來說有助于北宋勢力對河隴地區的開發,繁榮了邊境地區的貿易,促進了民族融合。同時也是王安石變法在西北方向的延伸和實驗。但同時也給北宋政權帶來負擔和河湟地區的少數民族帶來災難。

                ? ? ?第一,王韶主持的開拓熙河的工作,是北王安石變法行之有效的重要體現,是對保守派的一次有力的打擊。經略熙河、招撫吐蕃各部族的成功,使宋朝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從而實現了王韶所預想的使西夏“有腹背受敵之憂”的戰略目標,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邊疆各族人民,使其免受西夏統治集團的侵擾和掠奪。市易司的設置及其實踐活動,更為新法創造了新的經驗,增添了新的內容,也為新法的推行提供了現實基礎。

                ? ? ?第二,王韶經略熙河以前,河湟地區吐蕃諸部因為唃廝啰政權的衰落而四分五裂,互不相屬,外受西夏威脅,內有部族爭戰,嚴重地影響著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王韶招撫吐蕃各部族,使之歸于北宋王朝的保護之下,減少了內耗和戰爭,而北宋政府設置的營田司、市易司和蕃漢學等經濟文化機構,客觀上推動了甘肅以及青海地區各民族融合和封建化,對于穩定當地秩序、推動經濟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 ? ?第三,由于熙河之役的成功,被西夏的掠奪戰爭而阻斷的絲綢之路,又變得暢通起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9記載道:“詔秦鳳、熙河路經略司與轉運司同議別打撲錢酌中數以聞,務令商旅通行。逐司言:秦鳳路宜依舊外,熙河路商貨已經秦鳳路打撲錢,若本路再收,顯見重疊。乞于秦鳳路所收錢數每色立為三分,內收二分打撲。如奏一,即足以說明這種情況。這樣,回鶻、大食等西域各國的商隊、使團,又可以經由河湟而來往于中西之間,活躍北宋的經濟,加強各民族的聯系。

                ? ? ?第四,熙河開邊耗費巨大,給北宋的財政帶來很大的負擔:“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七年以來,財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而且熙河路為新造城,大量財用多由朝廷供給,可謂是“惟仰陜西州郡及朝廷帑藏供給,故開熙河以來陜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且河湟民族的叛服不定,在軍事和財政等方面給北宋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困難。但熙河之役仍然是面對西夏最有效的開邊措施。如范育所言:“惟神宗皇帝奮神武之略,資天下富強之勢,開置熙河數郡。當其經營之始,不無勞人費財之患,積累于今二十余年,其郡邑既已雄盛,人民既已富庶,法令既已整備,邊勢既已盛強,兵日益減,費日益省,谷日益賤,其規模之宏遠可保萬世之安矣。”

                ? ? ?最后,戰爭給蕃部百姓帶來了重大的損失。據宋神宗的批示,熙河一路自用兵以來,“誅斬萬計,遺骸暴野,游魂無依”。富弼也認為:“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在王安石因王韶之戰功領賞時,所報斬殺蕃族人數達1.9萬。不僅如此,王韶還殺降兵,在圍河州時,蕃部開門請降,“諸軍既入,夜殺降者二干余人,軍前匿之不奏”,但這也使“逐處蕃部各懷震怖”,有利于鞏固在邊疆的統治,但也使當職官吏借此“往往擅發蕃部,及雇牛、驢負載官物”,對蕃部百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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